新的一年，我腰突了 | 我們這一年
一
2024年第一天，我和朋友們自駕去了海邊，一起看了日出，曬著太陽打太極。當時覺得這是個不錯的開頭，沒想到1月餘下的日子，我大部分時間只能躺平。
躺平是字面意思——躺得很平，不能蹺二郎腿，不能側身或翻身。因為腰椎間盤突出（以下簡稱“腰突”），我無法走動和坐著，只能躺著，甚至躺著也會痛。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腰突”的急性期。
檢查結果顯示，我的“腰5/骶1椎間盤變性、輕度突出；腰2/3-腰4/5椎間盤膨出。”醫生囑咐，你就好好躺著休息吧。從這時起，“腰突”開始變得具體。過去它是電視廣告裡中老年人才會患上的慢性病，現在它是無論幹嘛都要記得戴的護腰，是既不能長時間站立也不能久坐，也是無法提重物和著涼。
聽說我腰突後，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你這麼年輕怎麼就腰突了？”
但腰突其實是個發病率僅次於感冒的常見病，而且年輕人恰恰是高危群體。
一項流行病學研究發現，25到39歲人群的腰椎間盤突出檢出率高達13.93%，相當於每7人中就有1人患上腰椎間盤突出，是各年齡段中比例最高的。
由於腰突，過去一個月，我的生活沒有工作、沒有社交、沒有運動，也沒有輕鬆時刻。我隨時保持警惕，以防某個姿勢不對而再次觸發腰痛。
這也讓我再次意識到，過往自在隨性的生活其實不堪一擊。
說再次是因為半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上瑜伽團課時摔斷胸椎的裴諭新老師。那時裴老師從康復醫院出院兩個月有餘。採訪時我們聊了很久，她說自己臥病在床，生活無法自理時免不了哀傷，“做什麼都要依靠別人的幫助，完全沒有自主性了。”
當時我用自己的共情力去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味——創傷、暫且失掉的尊嚴，以及被打碎的日常，但始終像隔岸觀火。
現在我完全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二
腰突發作那晚，我突然發現自己站不起來了。我慌張地打電話給朋友，請他們陪我去醫院，那時我以為自己還能走幾步，但後來我是被救護車用輪椅和擔架抬走的。
救護車就停在我平日散步的小路上，急救燈閃爍著，陣仗很大。我被醫護人員挪到擔架床上，擔架床被抬起又摺疊，三下五除二，車就出發了。
那趟救護車花了我200塊（如果有讀者關心的話）。隨車的護士來自我住處附近的醫院，我卻堅持要去中山一院。隨車的護士幫我量了血壓，問了我的年齡、疼痛症狀和基礎疾病後沒再說什麼。
到了中山一院，我被挪到租來的輪椅上，護士又幫我量了一遍血壓，資料正常。
急診室裡到處是咳嗽的人，發熱門診前人滿為患。排隊時，一位失智老人從診室衝出來，褲子掉了半截。家屬叫嚷著連拖帶拽將老人趕回去。門合上，罵聲從縫隙中透出來。許多人的目光撲了空，尷尬地望著繁忙的走廊。
急診室床位緊缺，走廊過道擺放著許多臨時擔架床（王佳薇）
我被朋友們推著去看急診科醫生。後者很快下了結論：“可能是腰突，你去拍個片子吧。”然後我又被推去做CT檢查。
夜晚的醫院令人更哀傷。檢查室門後，每一個等著做檢查的人都面露酸楚。我坐在輪椅上，骨頭一陣陣向上頂著。每次陣痛來襲，我的五官都扭在一起，彷彿溺水之人，但四周無岸可靠。我試著把身子向前傾，頓時腰痛抽搐，向後靠，更痛。我坐立難安，但也只能如此。
醫生沒說錯，我確實是腰突。他開了一劑止痛針給我，但一直到凌晨4點，止痛藥還沒見效。“正常情況下，打一針後你的疼痛會有所緩解。”急診醫生說自己也沒轍了，“你最好還是等專科醫生早上上班加個號看看。”
當時離專科醫生上班還有四個小時。我站不起來，不能上廁所，也沒辦法睡覺。朋友們合計著幫我找了間酒店。我們的要求很簡單：離醫院越近越好；有無障礙設施；乾淨衛生。最後選定的酒店距離醫院600米，條件一般，好在有無障礙設施。
朋友們甚至在去酒店的路上幫我買了紙尿褲。輪椅在不大平坦的人行道上移動時，輪子發出清脆的響聲，在夜晚的寧靜裡格外突兀。我們打趣說這是凌晨4點的city walk。
午夜的CT檢查室，門前依然大排長龍（王佳薇）
三小時後，我們回到醫院。那天清晨，爸爸搭了最早一班飛機趕到廣州，上午10點風塵僕僕地出現在婦產科（是的，因為婦產科人少，朋友們把我推到那裡休息）。爸責怪我，“為什麼不早說呢？”我說，“放心放心，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其實根本不是。幾小時前，我還為起不來床感到絕望。平日裡簡單的動作竟要靠朋友託著我才可以做到，更不要提期間的疼痛。爸蹲在我的輪椅旁，“你都不知道我們有多擔心你。”
我當然知道，所以才不說。爸戴著口罩，眼淚流下來。他用手背擦了擦，慌忙起身說，“我去趟洗手間。”
我的號加在上午11點45。終於捱到，我被推進診室，聽完一番囉嗦的描述後，醫生皺著眉問，“怎麼會這麼痛呢？”我也想知道答案。
七分鐘不到，我又被推出了診室。醫生建議我做完核磁共振後再來複診。在此之前，我還是沒辦法站起來和走動，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日常活動。
三
我被推進核磁共振機的密閉圓筒裡，雖然戴著耳塞，機器運作的轟隆響聲仍令人害怕。我閉上眼，想象電離子一層層掃射我的後背、腰，再至雙腿。可我的雙腿還彎曲著。儘管醫生讓我平躺，但我做不到。
“這影響檢查嗎？”我問。
“反正你儘量伸直吧。”醫生說。
檢查結果出來後，我仔細回溯自己腰突的原因。久坐？運動扭傷？可能兩者都有。醫生也不能斷定確切原因，只是問，“你是不是天天坐太久了？”
總而言之，我短期內不能再坐著了。
在床上躺著的前幾天，每次起床都是挑戰，需要爸媽託著我的上半身起來。如果中途覺得疼，我會大叫著“放我回去”。運氣好的話，一兩次就能起身。若不好，就得重複上述動作五六次。而從臥室到衛生間，幾步路的功夫我都要挪很久。
整整一週多，我的代步工具是一把輪椅。
陣痛不再那麼頻繁後，爸推我去江邊散步，走在路上，迎面撞見許多不約而同的目光——有好奇，有同情，也有疑問。許多人走過我們，回頭看。
我開始習慣這些，但也感到厭煩。有時我叛逆地迎著對方的目光，彼此看了一會兒，視線都移開了。有時表演慾爆發，我希望自己的眼神再悽苦些。
坐輪椅沒什麼不好，只是辛苦了推輪椅的人。每次過完馬路，走上新的人行道時，坡度陡，還有高度，推著輪椅的爸爸都要非常用力地翹起輪椅的前端，等輪子著地，後半部分再順勢向上。在此過程中還需顧及輪椅上腰痛的我，動作不宜過大。如此幾回，我開始擔心爸爸的腰。
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有關無障礙設施的稿子。2021年初，深圳寶安區，殘障人士陳小萍駕駛電動輪椅獨自前往後亭地鐵站時，在新和大道人行道的上坡處翻倒，摔到頭部，隨後離世。
那次採訪，我認識了一些殘障人士，他們都告訴我，出於無障礙設施的種種不完善，“你很少能在街上看到我們。”
輪椅在透過這種緣石坡道時十分困難。三年前，陳小萍也是在透過這種坡道時喪命的（王佳薇）
四
核磁共振結果出來一週後，我去醫院複診，醫生說沒什麼大事，“多休息，遊游泳。”
“那我多久能恢復運動？”我急不可耐地問。
“你自己看著辦吧。”他說。
病程最初，一位與腰突纏鬥多年的朋友告訴我，“心態一定要好。堅持鍛鍊，相信自己是可以恢復的。”這給了我巨大的信心。
大部分時間我表現得乖順，儘量樂觀。在媽的照護下，我早睡早起、健康飲食，不工作，沉迷追劇，泡在網上看運動康復的資料和影片。
但另外一些時候，我忍不住抱怨。這次急性腰突前，我原本打算去西安採訪，順便見許久未見的老師和朋友。我還跟朋友約了假期一起去雲南。這些全部落空了。而我日常艱難維繫的工作、生活、運動的平衡一下子統統失衡。
這些都讓我挺焦慮的。
能夠坐著工作一會兒後，我立刻約了採訪物件影片採訪。一邊提問，一邊抱歉地說，“不好意思我要站一會兒。”後來採訪結束，採訪物件同我分享了她的腰突復健經驗。
能獨立站立後，我開始吊單槓。這是腰突患者最好的康復訓練動作之一（王佳薇）
我更加覺得時間寶貴。不敢分心，每坐著工作半小時就要起來走動幾圈，然後立刻躺平。躺著的時候也不耽誤我搜羅選題、列採訪提綱。但效率極低。
朋友們勸我，還工作什麼呢？你該好好休息。
安妮·海倫·彼得森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中分析，“一直工作個不停是因為我害怕失去它，同時也因為我本身作為一個工作者的價值與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已經無法避免地交織在一起。我無法擺脫這種風雨飄搖之感，即自己為之努力的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殆盡；也無法將這種感覺與從小就縈繞我腦際的一個念頭協調一致，即只要我足夠努力地工作，其他一切自會水到渠成。”
我覺得她說得對。
想到自己從此以後都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腰椎，許多激烈的運動不能再做，重物不能再提，人就懊喪起來。不過在看了諸多“前人”的經驗分享後，現在，我唯一確定的事情是：不確定。
詩人安妮·博耶罹患乳腺癌後將自己的經歷與思考寫進《未死之身》——
“我們生病，然後我們的病症跌落到科學那冷酷的掌心上，跌落到從容自信的顯微鏡玻片上，跌入卑劣的謊言、同情和公共關係裡。跌入瀏覽器的新頁面和書架上的新書裡。而這具身體，它對不確定與不可知之事缺乏天賦；它在癌症的陌生術語中摔碎，墜落到語言的裂痕中。”這是我讀過的關於疾病的最美記錄，而美暴露了疾病的殘暴與不容置喙。
這段被迫躺平的時間總要留下點什麼，所以我寫下這篇。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王佳薇
責編 李屾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