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百歲》：我們如何長壽？
個體的健康狀況伴隨著現代醫學水平的突破，在處理一些令古人頭疼的傳染病等急性疾病上獲得了勝利。但在面對當代社會中越來越佔據主流的各類慢性疾病時，卻往往捉襟見肘。現代醫學本身的認識論基礎有侷限性的一面，當代疾病的發生方式也已經突破了傳統醫學所假設的模式。由此導致現代醫學往往只能扮演一種事後防守與處理的角色。恰恰是這一形象，使得現代醫學一度成為人類健康的重要守護者。
然而在今日，這樣的角色似乎正漸漸面臨著全新的挑戰。尤其在面對各類典型的當代疾病時，它往往因事後諸葛而顯得十分有限。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著名的醫學博士彼得·阿提亞提出了“醫學3.0”的問題。即現代醫學——他稱之為“醫學2.0”時代——在處理當代人所遭遇的健康與疾病問題上已經顯得落後且侷限了，創造一種新式的醫學模式刻不容緩。在阿提亞博士看來，“醫學3.0”的核心將改變傳統醫學事後諸葛的形象，從而開始扮演一個時刻監督與管理身體和健康的陪伴型角色，即在問題“發展成為疾病之前進行預測與干預”。
“醫學2.0”的進步與侷限
在彼得·阿提亞所著的《超越百歲：長壽的科學與藝術》一書中，作者把西方醫學發展分為三個時代：“醫學1.0”即由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所開啟的時代，“它的結論是基於直接觀察得出的，或多或少是純粹的猜測，其中一些是正確的，有些則不然”。侷限於特定的科學技術以及醫學工具的使用，希波克拉底時代的醫學建立在直觀與經驗之上，並且與當時的諸多哲學思考息息相關，如個體的身體與自然甚至宇宙運作之間的聯絡，而非之前人們以為的是神的行為所導致的現象。
“醫學2.0”時代則伴隨著19世紀細菌致病論（germ theory of disease）的出現而開啟，就如阿提亞在書中所提到的，這一時代醫學的改變建基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科學技術發展所發明的眾多醫學裝置的使用，如顯微鏡；二是新的思維方式，即科學認識論的出現，培根為其賦予了基本的模式——首先是由“觀察-猜測-觀察”而形成的假設，然後透過實證研究來對其進行真偽的檢測。區別於希波克拉底時代直觀的經驗觀察，“醫學2.0”時代的經驗則在經過反覆的實驗室實驗和檢測過後，將獲得一個“普遍的”結論，而這一結論往往被認為是科學的，甚至是真理的。
《超越百歲：長壽的科學與藝術》，彼得 · 阿提亞/比爾 · 吉福德 著，程紀蓮 譯 /馬向濤 審校，中譯出版社，2024年1月。
對於這一時代醫學認識論的形成，米歇爾·福柯在其《現代臨床醫學的誕生》以及《詞與物》中都有著詳細的研究，透過對新的認識論形成條件以及其組合模式的分析，福柯指出現代醫學建立在一種實證的科學認識論基礎上，即透過“觀察-假設-實驗”的科學方法所形成的結論被認為是“真實”且普遍的，因此才能為現代臨床醫學的合法性提供堅實的認識論基礎。
這一認識論本身也不僅僅只出現在醫學領域，而是呈現出一種深刻的時代性。由此，曾經作為“散文般”的世界開始被各種嚴格的分類、命名和研究所取代，一種規範性的“論文式”的形式由此誕生，而也正是在這樣一種認識論的基礎上，現代世界開始徐徐展開。因此，阿提亞所謂的“醫學2.0”同樣是新世界中誕生的一部分，它是作為現代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這樣的重組本身所帶來的實際效應便是由此完全更新了傳統的醫學模式，從對於疾病起源的看法到治療，以及醫院的構建形式與手術中的衛生規範等等，都隨之更新，其中以抗生素——尤其是青黴素——的發現最為重要，由此困擾人類千百年的各類傳染病——如小兒麻痺症和天花等——徹底被消滅。
《臨床醫學的誕生》，[法]米歇爾·福柯 著，劉北成 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2月。
阿提亞把“醫學2.0”的變革看作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而恰恰是在這一時期，各種肆虐且急性的傳染病漸漸變成一種可控的慢性病。而隨著各類惡性疾病得到控制與治療，新的麻煩也開始出現，即各種慢性病逐漸成為當代人們生活和健康中的主要問題，就如《超越百歲》的作者所指出的，雖然“醫學2.0”在各種傳染病上的成功使得20世紀人類的總體死亡率下降，然而其中還潛藏著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即如果扣除8種因抗生素的發現而得到控制的傳染病，那麼20世紀的總體死亡率下降幅度同樣是相對較小，這就“意味著醫學2.0在對付‘騎士’疾病方面進展甚微”。阿提亞把“心臟病、癌症、神經退行性疾病，或2型糖尿病及相關代謝功能障礙（metabolic disfunction）”慢性衰老疾病稱作“四騎士”，而它們自始至終都是“醫學2.0”還未能解決的問題。
《急診室的故事》劇照。
在《超越百歲》的作者看來，這恰恰透露出“醫學2.0”的侷限，即它們對於各類急性傳染病的有效性要遠遠高於各類慢性病，而導致這一結果的並非“醫學2.0”中的醫學技術的有限，而恰恰在於它整個認識論自身的侷限性使得現代醫學只能扮演一個事後諸葛的角色，因為它的實證性方法導致它始終都是後置的，是即刻且往往短暫的。它們面對的都是一個又一個具體的疾病案例，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平均”的模型，而後所有的病案都必須透過與這一模型進行比較。因此在“醫學2.0”眼中，有的只是一個又一個需要調整至“平均”模型的物件，而非具體的、活生生且特殊的人。因此，在“醫學2.0”那裡，疾病都是普遍的，病人也是普遍的。
醫學應該邁向“3.0”時代？
正是透過對“醫學2.0”中存在的各種缺點和侷限的反思與批判，阿提亞提出當代醫學應該邁向“3.0”時代，以使醫學能夠進一步貼合當代個體生活與健康的真實狀況。在《超越百歲》看來，當代個體的主要健康問題與威脅已經不再來源於各類急性疾病，它們早已經得到控制因此成為一種小機率事件，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慢性病對於當代人健康的侵襲，因此當代醫學主要面臨的問題是“思考慢性病的治療以及如何保持長期健康”，而這恰恰是阿提亞所建構的“醫學3.0”的核心關注點，即不再是作為消極的、事後諸葛的打補丁角色，而是要在發展成疾病之前就對其進行檢測和預防，從而防患於未然。
在阿提亞看來，區別於惡性疾病的偶然性與暴烈，像“四騎士”這樣的慢性病都是能夠被提前檢測與預防的，因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等——已經能夠滿足醫學創新所需要的各類新式機械和工具。但這些始終都是器物層面的，阿提亞指出，“醫學3.0”更核心的問題是“它需要我們思維方式的進化，需要我們改變對待醫學的方式”，至於具體如何實現新的醫學思維的更新，《超越百歲》的作者提供了四點：
（一）醫學3.0更加強調“預防，而非治療”；
（二）將患者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而非如醫學2.0中把他們一視同仁，僅僅看作是臨床試驗的資料物件；
（三）“哲學轉變與我們對待風險的態度有關”，即如何評估自身的健康風險成為當代個體不得不面對的具體問題；
（四）醫學3.0對於個體健康的關注不僅僅只是為了“延緩死亡”，而主要是為了“維持健康壽命，生活質量”。
《問心》劇照。
縱觀阿提亞對於“醫學3.0”特徵的描述，我們能發現，這一現代的醫學模式將不再扮演一種與個體日常生活保持距離的他者位置，而是徹底地進入個體的生活與生命，使得醫學不再是一種集中的建制式的知識體系，而變成一種毛細血管狀的個體自我健康維護的基礎知識。
《超越百歲》對於“醫學3.0”的想象首先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從今以後個體自身就是自己健康的主要責任人，他們承擔著檢測和管控自我健康的守門人任務，並且在現代各類機械裝置與儀器的加持下，個體將更加方便快捷地瞭解到自身健康可能存在的各種隱患，從而能夠第一時間對其進行預防。恰恰是在這一不斷檢測的基礎上，“醫學3.0”時代的醫學化主體誕生。區別於“醫學2.0”時期對於這一主體的普遍化、平均化的看護模式，當代3.0則強調對於這一醫學化主體的具體化照料，即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在醫學的目光下獲得了獨特的、專屬的照顧……
從“醫學2.0”到“醫學3.0”，醫學話語與目光將變得更加細密且個體化，它將徹底完成醫學2.0所未能實現的目標，即徹底成為建構當代個體主體性的核心要素，而健康——阿提亞雖然否認“醫學3.0”的目的在於延緩死亡，但無論如何它也還是為了維持生命的健康與持存，就如其標題所表達的願望——超越百歲。
醫學“3.0”時代的身體與疾病
阿提亞在本書的後兩部分就如何實現“醫學3.0”中的各個標準展開了討論，讀下來我們就會發現，置於“醫學3.0”時代的個體將徹底淪為一個因可能存在的各種隱形慢性病而不斷地、無時無刻的進行自我檢測的焦慮與恐慌者，尤其當阿提亞建議使用各種新式科學技術與工具時，個體雖然得到了自我獨特的照料，但最終卻依舊被各種醫學話語所塑造與決定。
為了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各種科學的飲食、運動和健美等宣傳和教誨也隨之而起，成為當代都市人重要的生活構成部分，而這些活動也往往與當代繁榮的消費市場的宣傳息息相關。阿提亞在《超越百歲》中指出，“長壽有兩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你能活多久，即你的實際壽命；第二個部分也同樣重要，即你生活得有多好，它關係到你的生活質量”。他在傳統關於“長壽”的認知中加入了“生活質量”，並且把它與擁有一副健康的身體聯絡在一起，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卻又不僅僅如此。
《人的境況》，[美] 漢娜·阿倫特 著，王寅麗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在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中，她指出，在古希臘人看來，生老病死以及繁育這些涉及生物性的行為都往往被置於自然的家庭領域，而無法進入關乎良善（good）生活的城邦政治領域。因此耽緬於生物必然性往往就意味著不自由，只有脫離其對於個體的束縛才能開啟關於自由與平等的政治生活。然而與古希臘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在阿倫特看來，現代社會的興起恰恰就是傳統屬於家庭領域的生物必然性的擴大化，生老病死與繁育成為現代社會和政治主要關注的問題，由此才會出現福柯所謂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生物性的身體成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關照物件。而對於阿提亞的“醫學3.0”而言，似乎也同樣如此，如何呵護與保障生物性身體的“健康”狀態，成為當代人念茲在茲的問題，當代醫學趁虛而入，成為架構與保障個體生活與生命的核心知識話語。
因此，阿提亞提出的“醫學3.0”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對“醫學2.0”在個體生命政治滲入有限的基礎上進一步的發展。“在醫學2.0中，你是船上的乘客，被被動地載著前行。在醫學3.0對患者的要求則要高得多……你不再是船上的乘客，而是它的船長”，這一美好的承諾背後實則是醫學權力對於個體生活與生命的徹底侵入，真正的船長依舊並非個體，而是始終扮演著指導角色的醫學話語，它將告訴我們能吃什麼、什麼時候該休息或運動、應該保持怎樣的心情以及該如何時刻監督自己身體內部發生的變化等等……
就像當代的消費市場、娛樂工業以及權力一般，3.0時代的醫學同樣變換了另一張面孔來企圖徹底滲入個體的生活與生命之中，使其能夠以一種導師的角色來管控現代個體的行為、身體甚至靈魂，並且這樣的管控往往以一種偽內在的形式出現，即透過各種技術使得個體把這些來自外部的規訓內在化，透過構建其看似獨立自主的主體性來對其進行更加深入且細密的控制。
如今——就如福柯所說的——“靈魂”成了我們身體的牢籠。而這或許就是當下我們所處的“3.0時代”的典型特徵，在健康、長壽與高質量生活的承諾與誘惑下，一個又一個的個體將進一步遭遇當代醫學話語的隱秘入侵，而在其背後牽涉的則始終是資本、市場和權力等問題。
作者/重木
編輯/走走
校對/李立軍
